芗城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8万年至4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过渡阶段，蒙古南亚人种即沿着西、北溪河谷进入芗城，并在北郊台地莲花池山和竹林山一带繁衍生息。到了距今1万至9000年，先民已广泛分布于天宝山以东，九龙江西、北溪之间隆起地带，尤以靠近浩瀚大海的台地南侧珠里至竹林山一线最为密集。延至距今7000年至6000年，即新石器时代中期，先民即在西郊覆船山一带活动。原始社会的先民从使用石器发展到使用陶器，并且会制作曲线贝齿纹、篮纹等压印陶器，创造了“漳州文化”。在整个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的中期，古代先民已遍布全境，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激烈争斗，越国被楚灭亡后，大批越族人先后入闽，与“土著”人长期共融，形成了古闽越族。这时的中原争战尚未殃及闽越族人。秦统一六国后，虽设闽中郡，但鞭长莫及，芗城还是一片乐土。于是中原的一大批士族、贵人、农民、工匠和商人进入境内。汉初，属闽越国，这片宁静的乐土被打破。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灭闽越国，尽迁闽越族人于江淮间，一部分闽越族人逃进山谷。以后，历史纷争，争战不息，一批又一批的中原人进入境地，经过秦汉四百多年与中原的频繁交往和接触，闽越族与汉族逐渐融合。三国时，地方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西晋时，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自西晋到南梁的二百多年中，有几次北方人入闽高潮，人口大量增加。于梁大同六年(540年)建立龙溪县，传说是九龙戏于北溪中而得名。南北朝至隋，人口已有一定的数量。
　
　唐贞元二年(786年)州治迁至县境的登高山桂林村(今芗城)，龙溪县即为附郭，城关遂得名漳州。既为附郭，漳州城成了龙腾虎跃之地。宋初筑土为子城，凿濠环城以疏灵脉，通潮汐，利舟楫。户口殷繁，庐舍鳞栉。明万历时，民居“甲第连云，朱甍画梁，负妍争丽”。
　
　郡城的形成，极大地刺激经济的发展，历唐、宋后至明朝，漳州城已成为沿九龙江流域的农副产品及手工业的集散地。月港兴起后，曾是福建沿海的重要商港和对外贸易的港市。商贾云集，珠宝洋货，贸易番银源源流入，其殆“天子之南库也”。这是漳州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时的漳州经济已出现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漳州城极盛一时，但是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政策，把这种向没落的时代。清初，连年兵灾，加上清政府的“迁界”政策，漳州社会、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清朝中叶，人民获得了短暂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也有了相当的恢复。但是，清廷的闭关海禁政策和沉重的苛税，加上西方列强的侵略，激起民众反抗，闽南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李世贤鏖战漳州，都为漳州人民的觉醒打下基础。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清王朝终于在人民的反抗声中垮台。九月二十一日漳州宣告光复。
　
　但是，漳州光复后，人民又陷入军阀混战的深渊。北洋军阀李厚基部的臧致平、张毅驻漳期间，政治极端黑暗，“无物不捐，无物不税”，残杀无辜，令人发指。民国7年(1918年)，孙中山委派陈炯明率粤军入闽，驻师漳州，开展护法和反军阀斗争。陈炯明一俟军事甫定，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即着手建设“闽南护法区”。拆城墙建码头，拓宽街道，整顿市容市貌，开辟漳州第一公园；振兴实业，繁荣市场；办学堂，发展教育，创办《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推动新文化运动。漳州人民也因改造身受实惠。值得一提的是《闽星》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列主义，客观上起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为“五四”运动后漳州人民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经此改造，“五四”时期的漳州，一度被誉为“闽南的俄罗斯”，东方的一颗明星。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先后访问漳州，北京学联、北京大学学生以及北方学生团体，也派代表到漳州参观学习，一些革命组织在这里举行全国性会议。由此迎来列宁代表波达波夫将军。他在漳时间虽短，但对闽南地区革命产生深刻的影响，此后漳州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民国14年中共党员季康从武汉来到漳州城，是漳城的第一个中共党员。民国15年8月，北伐军东路军进占漳州城。同年12月，在振成巷16号成立第一个中共漳州支部。民国16年1月，在漳州成立中共闽南特委。同年4月9日，蒋介石在闽南地区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漳州地区的革命力量迅速转入地下，避免了清党大屠杀，保存了革命力量。年底，在漳州城建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漳州城掀起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地方党组织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南乡游击队，发动北乡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民国19年12月13日，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一支队。民国21年，中央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攻克漳州，推动漳州地区的革命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民国23年组织芗潮剧社。至民国27年，剧社走向街头，跑遍城乡，演出22个抗日话剧，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号召民众团结抗日。在芗潮剧社的影响下，组织“芗江民众歌咏会”、“漳州战时青年服务团”、“漳州抗敌后援会”、“漳州妇女抗敌慰问团”，发动青年参加新四军上前线抗敌。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组织武装保卫城市。1949年9月19日漳州城解放。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管国民党政权机构，建立人民政权。1951年6月1日，析龙溪县城关成立县级漳州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巩固了人民政权，医治了战争的创伤。随后开展废除保甲制度、取缔反动会道门、禁烟禁毒、土地制度改革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之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全党面临的课题。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既取得成功的经验，也经历挫折。开展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和以“四清”为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有的犯了过左的错误。1959年—1961年党与政府带领漳州市人民群众生产自救，渡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1962年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展了国民经济调整。1965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总的来说，1956年—1965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热情十分高昂，党领导人民卓有成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可喜的成绩，大力兴修水利，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调整工业结构，初步奠定现代工业发展的基础。百业俱兴，使漳州城从半农村性质的消费性城市变为生产性的城市，这是漳州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但是，大好局面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1966年7月，漳州市开始“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破四旧”、“夺权”、“武斗”，打乱人们工作和生活秩序。虽然也军管，也成立革命委员会，终究不能收拾混乱的局面。“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连续不断的运动，许多人被错误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首先是把被搞乱的思想重新恢复过来，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知识分子政策、侨台政策、宗教政策、民主党派政策。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统一人民的思想，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5年，漳州市改称芗城区。原属芗城区的82家国营、集体企业上划，全区的工业产值锐减为5215万元(当年价)，全区的财政收入从4900万元减少到788万元，靠市财政补贴过日子。困境是压力，困境亦使人奋进。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人民迫切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愿望结合起来，认真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制定了“两年打基础，三年迈大步”、“中心开花，三线拓展，民营为主，城乡联合”和“中心开花，两翼推进，重心西移，全面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建区十年，加强党的领导，带领全区人民艰苦奋斗，再造辉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芗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涌现出人民的“保护神”——“漳州110”全国模范报警台。芗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芗城区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时期。
　
　芗城区的农业，主要是以稻麦为主。唐以前为粗放型农业。春秋时期，吴越和中原文化已传入漳城，开始推行牛耕技术、养蚕、织布。唐代已开始实行早晚稻连作栽培，粮食已可一年二熟，并且有甘蔗、紫芋经济作物，还栽种荔枝、龙眼、柑桔、黄橙、粉芭蕉，培植各种花卉。至宋朝已经开始提倡精耕细作，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如水车、戽斗、犁耙等，适水宜肥，强调冬耕。明代，注意改良土壤，“郭外之田，亩数石，则粪之，其山陬地寒，各聚草履以泥，状如墩，以火焚之”，并注意使用绿肥。开始引进种植小麦、大麦、玉米、甘薯、烟叶，引入新稻种，种植茶叶；并有淡水养殖。清初，战争和迁界之后，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以后清廷采取了很多措施，恢复农业生产，农业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由于地理气候条件优越，水果极负盛名，荔枝、芦柑、柚子、香蕉已成为名果。饲养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饲养斗鸡相当普遍，引进番鸭、吐绶鸡新品种。民国时期，由于战争频仍，农业近乎破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力获得解放。初期，粮食作物、水果、花卉、淡水养殖、畜牧饲养、农副业加工都得到全面发展，农业结构协调，加上大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兴修水利，农业相当繁荣。农业产值1951年比1949年增长23.02%，年递增7.2%。1958年后，由于“左”的错误，实行了所谓以粮为纲、“大跃进”的方针和路线，农业经济以水稻、花生种植为主，不允许栽种其他作物和饲养家禽，大砍“资本主义尾巴”，极大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抓单一粮食生产，不允许家庭副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存在，生产秩序混乱，多种经营被抑制。到1976年，农业产值年均递减1.8%。1980年—1982年，全市(区)基本实行大包干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力获得第二次解放。1985年—1995年，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区委、区政府不断调整和完善产业结构，确定果、菜、牧、水产、食用菌、花卉为农业的主导产业，建立立体种养基地，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至1995年农业总产值达4.9亿元(当年价)，农民的人均纯收入2388.5元，一个郊区型农业经济新格局初步确立起来。
　
　漳州城的工业是从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发展起来的。五代时期，大量的北方移民进入漳州，也带来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除制造简单的农具以外，还可织苎布。宋代手工业蓬勃发展，苎布生产相当普遍，同时也开始织棉布，酿酒、陶瓷、冶金也有了相当的规模。元代经济停滞。明朝中叶，漳州城的手工业相当繁荣，特别是月港的兴起沟通了海内外贸易，促进境内手工业的迅速发展。纺织品有葛布、蕉布，尤其是漳绒、漳纱、漳缎、刺绣最为出名，有相当部分销往国外。制糖业已发展到可制白砂糖和冰糖，造船、冶矿、陶瓷、雕刻有相当水平，八宝丹(片仔癀)、神曲茶饼等中成药也已经相继问世。这个时期，“城?之内，百工鳞集，机杼炉锤，心手俱应”，城市空前繁盛。清中叶，手工业已经有了专业的纺织生产工场，还有许多染坊，所染出的布色彩斑斓。漳州特产八宝印泥已经誉满全国，开始大量生产地方名牌产品八宝丹。还有许多工艺品，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民族工业和手工业遭到猛烈的冲击。漳州城的纺织业、糖业、烟业、铁业、陶器业开始走向衰落。辛亥革命后，手工业虽有一段恢复时期，但终不能再现昔日的繁荣。“五四”运动以后，许多有志之士开始寻找民族工业的出路，建设一部分现代工业，有电力、织布、印刷、玻璃等20多家工厂，但规模小，设备落后，经不起风浪，或倒闭，或成作坊，至1949年，已所剩无几。9月，漳州解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调解劳资纠纷，组建行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工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从1958年开始至1964年，初步奠定现代化的工业体系。1965年，有国营工厂45家、集体企业99家，有食品饮料、服装、皮革、塑料、冶金、机械、纺织、造纸、电子等17个门类数千个产品，工业产值由1957年的2400万元增至6925万元，增长278%。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工业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新建、扩建许多工厂，至1984年，工业产值达1.56亿元。1985年地改市，原所属的企业基本划归市属，芗城区只剩下几个小弱散的工厂。
　
　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发展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经过十年奋斗，至1995年，乡镇企业、街道工业、“三资”企业成为全区经济的三大支柱。十年共创办街道企业502家、乡镇企业1953家、“三资”企业161家，实现工业产值33.1亿元，建立由食品加工、服装、皮革、冶金、家具、电子、造纸等76个工业门类8000种产品的工业体系。芗城罐头厂、华庆罐头厂获得ISO9000质量认证。开辟了前锋工业加工区、金峰工业区、港桥食品加工区和一批镇、街工业小区。形成了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
　
　漳州城还是闽南的商业中心，是闽西南物资的集散地。明朝中叶，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拓展，给商业提供发展的条件。烟叶、糖、果品、茶叶、酒等农副产品和纺织品、瓷器、铁器、药材、纸、竹器、漆器等工业品的输出都是通过西溪、北溪水路运抵漳州城，再经两溪通过月港输出，进口象牙、犀角、香药、棉花、苎麻等原料，引进番薯、烟草、花生、稻谷等物种。清代厦门港取代月港，漳州城的商业进一步发展。这时的商业已经辐射至闽南各县、龙岩、泉州、厦门。集市和网点数目及规模都在不断扩大。已有天宝、浦南、东关、北庙、南市、东街、桥南、北圣楼、北桥、浦头、东铺头等10多个专业市场，有的已具有综合性商业区的雏形。民国时期，建设一些货物集散码头，平和、南靖、华安、龙岩、汀州等地货物运抵漳州，有红糖、大豆、大米、木材、土纸、烟叶、药材、化肥、茶叶、水果、柴炭、布匹、杂货专用码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短暂的休养整顿，1956年完成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起公私合营、集体经营、国营等商业组织99个，网点遍布城区。社会商品零售额3122.9万元。1958年的“大跃进”，加上以后三年的自然灾害，许多生活必需品不得不凭票供应。1963年，商业系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经整顿，商业开始复苏。1965年商品零售总额5623.57万元，比1956年增加180%。“文化大革命”时期，商业网点进行大合并，集市关闭，商业再次受挫。1976年商品零售额仅为7300万元。1980年以后逐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商业实行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广泛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开展工商、商商、农商，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商业服务，促进了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至1995年商品零售总额达63624.6万元。
　
　随着工、农、商业的发展，交通、邮电、金融等业也相当辉煌，构成大流通的格局。
　
　芗城是闽南的水乡，境内西溪、北溪水流平缓，江面开阔，利于舟楫。历史上以水运为主，北自龙岩、汀州顺流而下，过漳平、永安、华安集于境内浦南转至漳州城；西自龙岩适中、平和、南靖沿江而下，汇境内天宝至漳州城。因而漳州城成为闽西南物资集散地。清末民初开始发展陆上交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兴建，宣统三年(1911年)通车的福建省第一条铁路——漳厦铁路，民国初期又修成漳程轻便铁路；民国8年建成福建省第一条通车公路——漳码公路；同年，修成福建省第一个军用机场。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战乱，发展停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交通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58年，建成鹰厦铁路漳州支线和3613机场；1958年新拓宽改建的319线、324线国道和省道210、212线都在境内交织而过，成为闽粤赣交通枢纽。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活跃，促使乡道、村道数量和质量迅速发展和提高，创历史新纪录。1982年2月至1995年底共修建乡道总里程为122.1公里，村道138.99公里，实现乡乡通汽车，村村有公路。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从芗城出发，可以到达世界各地。
　
　清以前，漳州城的邮电业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靠的是驿站、铺舍、塘递路投递官书民信。明清时期，有许多龙溪人出海谋生，这些人和家乡的联系，全靠“水客”。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厦门电报局在漳州设电报分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十八日正式成立大清漳州邮政局，开始官办邮政。民国14年4月创办漳州通敏电话有限公司，民国18年12月22日成立中国共产党秘密交通站，在漳州设分交通处，用秘密递步哨的办法传递邮件，为闽西南，乃至全国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漳属各县的邮路、电报、电话线路，同时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各种邮电线路联成网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漳州城的邮电业务发展迅猛，至1995年，交换机容量达10.65万门，可以和世界上201个国家和地区、国内800多个大中城市直拨通话；无线寻呼用户51707户；移动电话容量7.5万门。邮电通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漳州城物华天宝，经济繁荣，金融活动十分活跃。自唐以来，城乡遍设铺店，构筑金融流通渠道，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明中叶，月港兴起，洋货番银不断输入漳州，成为“天子之南库”。由于对外经济的交往频繁，民间私铸铜钱，大量流入东南亚各国。明末，朝廷在城区设炉鼓铸“崇祯通宝”。清初，漳州城定为全国铸钱局之一，铸有“漳州军饷”、“康熙通宝”、“同治通宝”、“光绪通宝”。民国时期，还铸银毫。漳州的金融业十分繁荣，素有“东门金”之称的新华东路，当铺、钱庄、银庄、银楼及金箔业林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漳州城的金融业也曾助中国革命一臂之力。“百川”银庄出纳高捷成，在民国21年红军进漳时，协助筹款，舍家参军，并从银庄挪借2万多银元，支持闽南游击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漳州城的金融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先后成立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1980年以后，国家银行业务不断扩大，民间金融业蓬勃发展，至1995年，各项存款余额21.87亿元，各项流动资金贷款余额22亿元，外汇各种存款余额1200万美元。形成以人民银行为中心，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融通了资金流通的渠道，为繁荣经济注入活力。
　
　远古时期，闽越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石器、陶瓷、纺织都有相当的发展。秦汉以后，漳州城的文化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六朝时期，中原的汉文化已扎根于此，特别是中原名人儒士到这里教化民风。至隋始办私塾。唐创浦南松洲书院(讲学堂)，陈元光之子陈珦在那里讲学，开福建省讲学之先河。元和十一年(815年)，周匡物举进士，是境内科举第一人。宋设府学和县学，开办书院。绍熙间(1190年—1195年)，朱熹知漳州时，“每旬之二日必领属官下州学视诸生，讲《小学》，为正其义；六日下县学，亦如之”。宋时始置学田，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有207人中举。元虽增社学，但由于统治阶级的种族歧视，仅有1人中举。和两宋相比，几乎停滞。明代，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教育，都是漳州城的鼎盛时期。漳州有“海滨邹鲁”之称，有府学、县学各1所，社学8所。时已有龙江(芝山)书院，再建有霞文书院、养正书院，士子中举103人，武进士21人。清代有府学、县学各1所，社学11所，新建毓德(五经)书院、霞北书院、霞东书院。有30人中进士，5人中武进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办学堂，公私立中、小学堂分别有2所、10所，师范简易科1所。外国教会也相继创办私立小学堂。民国时期改学堂为学校，至解放时，接管有公私立中学7所、小学23所、幼稚园5所及师范和护士学校各1所。解放后，在整顿和改造旧学校的同时，大力发展普通教育，先后增办小学137所、中学4所、中等专业学校4所和初、高等师范学校各1所，基本形成教育体系。1985年市改区后，市区中学划归市属。芗城区对教育体系作了调整，1995年共有幼儿园189所，普通小学107所，中学8所。同时，在工农群众中开展扫除文盲和发展成人教育，扫盲率达到96.7%，农民、职工、干部教育逐步向中、高等教育发展。
　
　远古时期，漳城的先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史前文化。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开始与土著文化交融。秦汉时期，这种融合过程加快了，原始文化逐步被中原文化所代替。经过长期战乱，至唐初，社会较为稳定，封建文化开始在漳州传播。陈元光统治时，认为“其要则在兴庠序”，培养学子，开始有了县籍进士、诗人周匡物。五代时期，政治黑暗，文苑萧条，相反的是佛教大量传入。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净众寺，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年)建法济寺，可见佛事之盛。两宋时，大文人、大学者蔡襄任漳州军事通判，“公余吟咏最多”，留下许多具有浓烈生活气息的诗词；郭祥正也留下许多诗作；大学者、大思想家朱熹对漳州的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抑佛崇儒的做法，培养了许多门徒，其中陈淳是最有成就的门徒之一。王遇、张成大、刘才邵、孙蕃、刘克庄、王朝俊、陈经都是同时代的县籍诗人。两宋时，开始地方志的编纂。元代，“江南二儒”之一的王祎“以文章名世”，林弼“六岁能诗”、“博洽群书，善书，工诗文”，有文词，著文集，蜚声闽浙间。明代，漳州经济繁荣，促进文化发展，比中原毫不逊色。此时文人开始结社，“文则扬葩吐藻，几埒三吴”。有诗社“玄云诗社”，邑人张燮、郑怀魁、蒋孟育、陈翼飞，同被称为“玄云十三子”。张燮较有成就，与蒋孟育、高克正、林茂桂、王志远、郑怀魁、陈翼飞并称漳州七才子。同时，编修地方志，修成嘉靖志和万历志。清初，城区的诗社、文社之风不弱，有“东江文社”，有吟诗论文的“莲社”。中叶，较有成就的有曾习轩、曾虎文和胡君海。这个时期的词、赋、表、记、文都有相当成就，亦有不少作品传世。地方志继续发展，编修了康熙志、乾隆志和光绪志。民国时期，文坛寂静，仅有嘘风学社，会员40多人。许多文人开始向外发展。其中，许地山、杨骚、林语堂成为中国文坛的骁将，是这一时期漳州城文学成就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有一大部分学子转向自然科学研究，许多人卓有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坛活跃，绽开专业与业余两朵文学之花。1952年5月，成立漳州市文联，下设文协、美协、音协、剧协。开展各种活动，培养一批业余作者，出版了《文艺演唱》、《芗江文艺》、《十年文艺创作诗集》、《春蕾》、《芗蕾》、《蓓蕾》、《春鸿》等书籍刊物。“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受到摧残。1978年以后，文艺迎来了春天。1979年以后又恢复文艺活动，出版了《水仙花》刊物，培养出一批文艺新秀。
　
　除诗文创作以外，戏剧、舞蹈、书画、灯谜、摄影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相当的成就。自南宋以来，民间戏剧长盛不衰，每当农闲或迎神赛会，各地农村谷场，争相赛戏，短则三五天，长则达旬月。推动了戏剧的引进与改良，从明至今先后引进和改良八个剧种，而且也写出许多优秀的剧本；特别是保留了古老的曲艺——锦歌；书画自南宋以来，创作不绝，有绝代作品存世，如王朝俊的《千山万壑之洞》，黄玉靓(女)的《九畹图》，书法有唐参军刘镛的咸通碑文，李宓的《修建嘉济庙圣迹碑记》。漳州刺绣自清代起，畅销海内外。还有艺术奇葩漳州木版年画，兴于明，盛于清，可以与天津柳杨清媲美。这里的木偶头、泥偶的雕塑工艺也相当出色。
　
　漳州灯谜自明以来逐渐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一项活动。如今，漳州灯谜已成为联系海内外人士的纽带。
　
　芗城区内具有许多传统性、群众性的体育项目，竞技水平不断提高。从1990年—1996年，共获国际比赛金银铜牌31枚，全国比赛金银铜牌33枚，省级83枚。先后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不少体育人才，体操名将李奕芳、陈美、李仁杰，航模名将余斌，羽毛球运动员郑坚等在国际大赛中都获得好成绩。卫生事业自陈元光入漳带来医官，革除巫医劣俗，中医发展很快，世家林立，名医辈出，历宋、元、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西医传入，中西医开始并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贯彻以防为主，中西结合的方针，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消灭古典型疾病，控制地方病。1958年被评为全国“四无”城市。改革开放以后，医疗技术得到提高，各种疑难杂症和传染病得到控制。拥有各类卫生机构486个。由于体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区内人口平均寿命明显增长，由1953年的53岁增至1990年70岁。全区科学事业蓬勃发展，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743名。1982年—1995年共有76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省(部)、市(地)奖励，其中国家奖2项、省部级奖20项。1995年全区科技贡献率为42%。
　
　芗城区人文荟萃。唐以前，这里远离中原，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蛮荒之地。唐朝，乃为东南边陲。随着漳州的开发，朝廷派遣北方官员入漳施治。这些官员不乏诗人好友赠颂，留下一些不朽的诗文。如郎士元《送陆员外赴漳州》、顾况《酬张九使君》、白居易的《送吕漳州》、柳宗元的《寄漳汀封连四州》，还有曾到此任刺史的张登、徐放、韩泰、欧阳詹、史淮翰等以及县籍第一个进士、诗人周匡物都留下许多诗作。两宋时，王安石、苏轼、蔡襄、王朝俊等也留下许多不朽之作。
　
　至明朝，县籍文人墨士郑怀魁、蒋孟育、陈翼飞、张燮等，把漳州的文化推向一个高度。近现代，祖籍漳城的许地山、杨骚、林语堂是国内外的知名人士。陶铸、郭化若来漳时，也留有感怀诗篇。
　
　千百年来，漳城英才辈出，灿若群星。他们之中有名臣贤宦，也有能工巧匠；有气壮山河的英烈，也有惊天动地的民族英雄。唐时，陈元光开漳，劝农重本，兴庠序，举贤能，其子陈珦，举明经，成为登科第一人。至宋朝，黄彦臣、颜师鲁、朱熹、孙昭先等官员，或刚正不阿，或修正法度，抑制豪强，或赈济灾民，益事于民。明清时，汪凯、谢琏、郑怀魁、陈孟贞、柯应凤、谢亦骥、胡必奇、黄可润等，或不避权势，惩奸激浊，或论时政利弊，平冤狱，宽征输，省徭役，或教化子民，或清正廉洁。此外，近现代史上漳州城做为闽南重镇，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明末清初，郑成功反清复明，收复台湾；清朝中叶，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都把漳州城做为复兴的基地。民国时，漳州城的政治、社会经济经历过激烈的动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烈火越烧越旺，许多共产党员英勇地献出年轻的生命。李金发、王占春、翁泽生、许土淼、庄克、高捷成、柯联魁等烈士功昭日月。
　
　芗城经济的发展，还赖于许多能人，如冶铸能手黄取，巧匠张甫太，丹青、肖像和泥雕能手李明月，公路工程先驱??创始人赵以成，全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戴文赛等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实业家杨天恩、蔡竹禅、陈荣芳、郑萍、陈文通、周廷扬、林杏雨等是漳城现代经济的先驱。正是这些芗城儿女的奋斗不息，推动着芗城的社会进步，生产发展，文化繁荣，家乡兴旺。
　
　九龙江水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古城芗城已经走过千年的历程，创下艰辛的业绩，今天，正在意气风发朝前走。纵观发展的整个历史，社会稳定、政治宽松，经济即朝前发展，反之，则经济破产，人们颠沛流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开辟了发展经济的广阔前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共芗城区委、芗城区人民政府将带领全区人民建设崭新的芗城。芗城将昂首阔步地迈入21世纪。

　芗城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8万年至4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过渡阶段，蒙古南亚人种即沿着西、北溪河谷进入芗城，并在北郊台地莲花池山和竹林山一带繁衍生息。到了距今1万至9000年，先民已广泛分布于天宝山以东，九龙江西、北溪之间隆起地带，尤以靠近浩瀚大海的台地南侧珠里至竹林山一线最为密集。延至距今7000年至6000年，即新石器时代中期，先民即在西郊覆船山一带活动。原始社会的先民从使用石器发展到使用陶器，并且会制作曲线贝齿纹、篮纹等压印陶器，创造了“漳州文化”。在整个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的中期，古代先民已遍布全境，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激烈争斗，越国被楚灭亡后，大批越族人先后入闽，与“土著”人长期共融，形成了古闽越族。这时的中原争战尚未殃及闽越族人。秦统一六国后，虽设闽中郡，但鞭长莫及，芗城还是一片乐土。于是中原的一大批士族、贵人、农民、工匠和商人进入境内。汉初，属闽越国，这片宁静的乐土被打破。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灭闽越国，尽迁闽越族人于江淮间，一部分闽越族人逃进山谷。以后，历史纷争，争战不息，一批又一批的中原人进入境地，经过秦汉四百多年与中原的频繁交往和接触，闽越族与汉族逐渐融合。三国时，地方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西晋时，人口有了较大的增长，自西晋到南梁的二百多年中，有几次北方人入闽高潮，人口大量增加。于梁大同六年(540年)建立龙溪县，传说是九龙戏于北溪中而得名。南北朝至隋，人口已有一定的数量。
　
　唐贞元二年(786年)州治迁至县境的登高山桂林村(今芗城)，龙溪县即为附郭，城关遂得名漳州。既为附郭，漳州城成了龙腾虎跃之地。宋初筑土为子城，凿濠环城以疏灵脉，通潮汐，利舟楫。户口殷繁，庐舍鳞栉。明万历时，民居“甲第连云，朱甍画梁，负妍争丽”。
　
　郡城的形成，极大地刺激经济的发展，历唐、宋后至明朝，漳州城已成为沿九龙江流域的农副产品及手工业的集散地。月港兴起后，曾是福建沿海的重要商港和对外贸易的港市。商贾云集，珠宝洋货，贸易番银源源流入，其殆“天子之南库也”。这是漳州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时的漳州经济已出现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漳州城极盛一时，但是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政策，把这种向没落的时代。清初，连年兵灾，加上清政府的“迁界”政策，漳州社会、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清朝中叶，人民获得了短暂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也有了相当的恢复。但是，清廷的闭关海禁政策和沉重的苛税，加上西方列强的侵略，激起民众反抗，闽南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李世贤鏖战漳州，都为漳州人民的觉醒打下基础。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九日，清王朝终于在人民的反抗声中垮台。九月二十一日漳州宣告光复。
　
　但是，漳州光复后，人民又陷入军阀混战的深渊。北洋军阀李厚基部的臧致平、张毅驻漳期间，政治极端黑暗，“无物不捐，无物不税”，残杀无辜，令人发指。民国7年(1918年)，孙中山委派陈炯明率粤军入闽，驻师漳州，开展护法和反军阀斗争。陈炯明一俟军事甫定，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即着手建设“闽南护法区”。拆城墙建码头，拓宽街道，整顿市容市貌，开辟漳州第一公园；振兴实业，繁荣市场；办学堂，发展教育，创办《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推动新文化运动。漳州人民也因改造身受实惠。值得一提的是《闽星》宣传新文化，宣传马列主义，客观上起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为“五四”运动后漳州人民的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经此改造，“五四”时期的漳州，一度被誉为“闽南的俄罗斯”，东方的一颗明星。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先后访问漳州，北京学联、北京大学学生以及北方学生团体，也派代表到漳州参观学习，一些革命组织在这里举行全国性会议。由此迎来列宁代表波达波夫将军。他在漳时间虽短，但对闽南地区革命产生深刻的影响，此后漳州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民国14年中共党员季康从武汉来到漳州城，是漳城的第一个中共党员。民国15年8月，北伐军东路军进占漳州城。同年12月，在振成巷16号成立第一个中共漳州支部。民国16年1月，在漳州成立中共闽南特委。同年4月9日，蒋介石在闽南地区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漳州地区的革命力量迅速转入地下，避免了清党大屠杀，保存了革命力量。年底，在漳州城建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漳州城掀起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地方党组织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南乡游击队，发动北乡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民国19年12月13日，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一支队。民国21年，中央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攻克漳州，推动漳州地区的革命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民国23年组织芗潮剧社。至民国27年，剧社走向街头，跑遍城乡，演出22个抗日话剧，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号召民众团结抗日。在芗潮剧社的影响下，组织“芗江民众歌咏会”、“漳州战时青年服务团”、“漳州抗敌后援会”、“漳州妇女抗敌慰问团”，发动青年参加新四军上前线抗敌。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组织武装保卫城市。1949年9月19日漳州城解放。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管国民党政权机构，建立人民政权。1951年6月1日，析龙溪县城关成立县级漳州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运动，巩固了人民政权，医治了战争的创伤。随后开展废除保甲制度、取缔反动会道门、禁烟禁毒、土地制度改革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之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全党面临的课题。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既取得成功的经验，也经历挫折。开展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和以“四清”为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有的犯了过左的错误。1959年—1961年党与政府带领漳州市人民群众生产自救，渡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1962年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展了国民经济调整。1965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总的来说，1956年—1965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热情十分高昂，党领导人民卓有成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可喜的成绩，大力兴修水利，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调整工业结构，初步奠定现代工业发展的基础。百业俱兴，使漳州城从半农村性质的消费性城市变为生产性的城市，这是漳州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但是，大好局面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了。1966年7月，漳州市开始“文化大革命”。“大批判”、“破四旧”、“夺权”、“武斗”，打乱人们工作和生活秩序。虽然也军管，也成立革命委员会，终究不能收拾混乱的局面。“批林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连续不断的运动，许多人被错误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首先是把被搞乱的思想重新恢复过来，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知识分子政策、侨台政策、宗教政策、民主党派政策。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统一人民的思想，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5年，漳州市改称芗城区。原属芗城区的82家国营、集体企业上划，全区的工业产值锐减为5215万元(当年价)，全区的财政收入从4900万元减少到788万元，靠市财政补贴过日子。困境是压力，困境亦使人奋进。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党的中心工作的转移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人民迫切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愿望结合起来，认真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制定了“两年打基础，三年迈大步”、“中心开花，三线拓展，民营为主，城乡联合”和“中心开花，两翼推进，重心西移，全面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建区十年，加强党的领导，带领全区人民艰苦奋斗，再造辉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芗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涌现出人民的“保护神”——“漳州110”全国模范报警台。芗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芗城区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时期。
　
　芗城区的农业，主要是以稻麦为主。唐以前为粗放型农业。春秋时期，吴越和中原文化已传入漳城，开始推行牛耕技术、养蚕、织布。唐代已开始实行早晚稻连作栽培，粮食已可一年二熟，并且有甘蔗、紫芋经济作物，还栽种荔枝、龙眼、柑桔、黄橙、粉芭蕉，培植各种花卉。至宋朝已经开始提倡精耕细作，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如水车、戽斗、犁耙等，适水宜肥，强调冬耕。明代，注意改良土壤，“郭外之田，亩数石，则粪之，其山陬地寒，各聚草履以泥，状如墩，以火焚之”，并注意使用绿肥。开始引进种植小麦、大麦、玉米、甘薯、烟叶，引入新稻种，种植茶叶；并有淡水养殖。清初，战争和迁界之后，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以后清廷采取了很多措施，恢复农业生产，农业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由于地理气候条件优越，水果极负盛名，荔枝、芦柑、柚子、香蕉已成为名果。饲养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饲养斗鸡相当普遍，引进番鸭、吐绶鸡新品种。民国时期，由于战争频仍，农业近乎破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力获得解放。初期，粮食作物、水果、花卉、淡水养殖、畜牧饲养、农副业加工都得到全面发展，农业结构协调，加上大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兴修水利，农业相当繁荣。农业产值1951年比1949年增长23.02%，年递增7.2%。1958年后，由于“左”的错误，实行了所谓以粮为纲、“大跃进”的方针和路线，农业经济以水稻、花生种植为主，不允许栽种其他作物和饲养家禽，大砍“资本主义尾巴”，极大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抓单一粮食生产，不允许家庭副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存在，生产秩序混乱，多种经营被抑制。到1976年，农业产值年均递减1.8%。1980年—1982年，全市(区)基本实行大包干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力获得第二次解放。1985年—1995年，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区委、区政府不断调整和完善产业结构，确定果、菜、牧、水产、食用菌、花卉为农业的主导产业，建立立体种养基地，加大农业综合开发力度。至1995年农业总产值达4.9亿元(当年价)，农民的人均纯收入2388.5元，一个郊区型农业经济新格局初步确立起来。
　
　漳州城的工业是从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业作坊发展起来的。五代时期，大量的北方移民进入漳州，也带来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除制造简单的农具以外，还可织苎布。宋代手工业蓬勃发展，苎布生产相当普遍，同时也开始织棉布，酿酒、陶瓷、冶金也有了相当的规模。元代经济停滞。明朝中叶，漳州城的手工业相当繁荣，特别是月港的兴起沟通了海内外贸易，促进境内手工业的迅速发展。纺织品有葛布、蕉布，尤其是漳绒、漳纱、漳缎、刺绣最为出名，有相当部分销往国外。制糖业已发展到可制白砂糖和冰糖，造船、冶矿、陶瓷、雕刻有相当水平，八宝丹(片仔癀)、神曲茶饼等中成药也已经相继问世。这个时期，“城?之内，百工鳞集，机杼炉锤，心手俱应”，城市空前繁盛。清中叶，手工业已经有了专业的纺织生产工场，还有许多染坊，所染出的布色彩斑斓。漳州特产八宝印泥已经誉满全国，开始大量生产地方名牌产品八宝丹。还有许多工艺品，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民族工业和手工业遭到猛烈的冲击。漳州城的纺织业、糖业、烟业、铁业、陶器业开始走向衰落。辛亥革命后，手工业虽有一段恢复时期，但终不能再现昔日的繁荣。“五四”运动以后，许多有志之士开始寻找民族工业的出路，建设一部分现代工业，有电力、织布、印刷、玻璃等20多家工厂，但规模小，设备落后，经不起风浪，或倒闭，或成作坊，至1949年，已所剩无几。9月，漳州解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调解劳资纠纷，组建行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工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从1958年开始至1964年，初步奠定现代化的工业体系。1965年，有国营工厂45家、集体企业99家，有食品饮料、服装、皮革、塑料、冶金、机械、纺织、造纸、电子等17个门类数千个产品，工业产值由1957年的2400万元增至6925万元，增长278%。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工业生产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新建、扩建许多工厂，至1984年，工业产值达1.56亿元。1985年地改市，原所属的企业基本划归市属，芗城区只剩下几个小弱散的工厂。
　
　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发展经济、扩大对外开放，经过十年奋斗，至1995年，乡镇企业、街道工业、“三资”企业成为全区经济的三大支柱。十年共创办街道企业502家、乡镇企业1953家、“三资”企业161家，实现工业产值33.1亿元，建立由食品加工、服装、皮革、冶金、家具、电子、造纸等76个工业门类8000种产品的工业体系。芗城罐头厂、华庆罐头厂获得ISO9000质量认证。开辟了前锋工业加工区、金峰工业区、港桥食品加工区和一批镇、街工业小区。形成了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
　
　漳州城还是闽南的商业中心，是闽西南物资的集散地。明朝中叶，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拓展，给商业提供发展的条件。烟叶、糖、果品、茶叶、酒等农副产品和纺织品、瓷器、铁器、药材、纸、竹器、漆器等工业品的输出都是通过西溪、北溪水路运抵漳州城，再经两溪通过月港输出，进口象牙、犀角、香药、棉花、苎麻等原料，引进番薯、烟草、花生、稻谷等物种。清代厦门港取代月港，漳州城的商业进一步发展。这时的商业已经辐射至闽南各县、龙岩、泉州、厦门。集市和网点数目及规模都在不断扩大。已有天宝、浦南、东关、北庙、南市、东街、桥南、北圣楼、北桥、浦头、东铺头等10多个专业市场，有的已具有综合性商业区的雏形。民国时期，建设一些货物集散码头，平和、南靖、华安、龙岩、汀州等地货物运抵漳州，有红糖、大豆、大米、木材、土纸、烟叶、药材、化肥、茶叶、水果、柴炭、布匹、杂货专用码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短暂的休养整顿，1956年完成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起公私合营、集体经营、国营等商业组织99个，网点遍布城区。社会商品零售额3122.9万元。1958年的“大跃进”，加上以后三年的自然灾害，许多生活必需品不得不凭票供应。1963年，商业系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经整顿，商业开始复苏。1965年商品零售总额5623.57万元，比1956年增加180%。“文化大革命”时期，商业网点进行大合并，集市关闭，商业再次受挫。1976年商品零售额仅为7300万元。1980年以后逐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商业实行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广泛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开展工商、商商、农商，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商业服务，促进了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至1995年商品零售总额达63624.6万元。
　
　随着工、农、商业的发展，交通、邮电、金融等业也相当辉煌，构成大流通的格局。
　
　芗城是闽南的水乡，境内西溪、北溪水流平缓，江面开阔，利于舟楫。历史上以水运为主，北自龙岩、汀州顺流而下，过漳平、永安、华安集于境内浦南转至漳州城；西自龙岩适中、平和、南靖沿江而下，汇境内天宝至漳州城。因而漳州城成为闽西南物资集散地。清末民初开始发展陆上交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兴建，宣统三年(1911年)通车的福建省第一条铁路——漳厦铁路，民国初期又修成漳程轻便铁路；民国8年建成福建省第一条通车公路——漳码公路；同年，修成福建省第一个军用机场。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战乱，发展停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交通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58年，建成鹰厦铁路漳州支线和3613机场；1958年新拓宽改建的319线、324线国道和省道210、212线都在境内交织而过，成为闽粤赣交通枢纽。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活跃，促使乡道、村道数量和质量迅速发展和提高，创历史新纪录。1982年2月至1995年底共修建乡道总里程为122.1公里，村道138.99公里，实现乡乡通汽车，村村有公路。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从芗城出发，可以到达世界各地。
　
　清以前，漳州城的邮电业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靠的是驿站、铺舍、塘递路投递官书民信。明清时期，有许多龙溪人出海谋生，这些人和家乡的联系，全靠“水客”。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厦门电报局在漳州设电报分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十八日正式成立大清漳州邮政局，开始官办邮政。民国14年4月创办漳州通敏电话有限公司，民国18年12月22日成立中国共产党秘密交通站，在漳州设分交通处，用秘密递步哨的办法传递邮件，为闽西南，乃至全国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漳属各县的邮路、电报、电话线路，同时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各种邮电线路联成网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漳州城的邮电业务发展迅猛，至1995年，交换机容量达10.65万门，可以和世界上201个国家和地区、国内800多个大中城市直拨通话；无线寻呼用户51707户；移动电话容量7.5万门。邮电通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漳州城物华天宝，经济繁荣，金融活动十分活跃。自唐以来，城乡遍设铺店，构筑金融流通渠道，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明中叶，月港兴起，洋货番银不断输入漳州，成为“天子之南库”。由于对外经济的交往频繁，民间私铸铜钱，大量流入东南亚各国。明末，朝廷在城区设炉鼓铸“崇祯通宝”。清初，漳州城定为全国铸钱局之一，铸有“漳州军饷”、“康熙通宝”、“同治通宝”、“光绪通宝”。民国时期，还铸银毫。漳州的金融业十分繁荣，素有“东门金”之称的新华东路，当铺、钱庄、银庄、银楼及金箔业林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漳州城的金融业也曾助中国革命一臂之力。“百川”银庄出纳高捷成，在民国21年红军进漳时，协助筹款，舍家参军，并从银庄挪借2万多银元，支持闽南游击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漳州城的金融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先后成立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1980年以后，国家银行业务不断扩大，民间金融业蓬勃发展，至1995年，各项存款余额21.87亿元，各项流动资金贷款余额22亿元，外汇各种存款余额1200万美元。形成以人民银行为中心，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融通了资金流通的渠道，为繁荣经济注入活力。
　
　远古时期，闽越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石器、陶瓷、纺织都有相当的发展。秦汉以后，漳州城的文化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六朝时期，中原的汉文化已扎根于此，特别是中原名人儒士到这里教化民风。至隋始办私塾。唐创浦南松洲书院(讲学堂)，陈元光之子陈珦在那里讲学，开福建省讲学之先河。元和十一年(815年)，周匡物举进士，是境内科举第一人。宋设府学和县学，开办书院。绍熙间(1190年—1195年)，朱熹知漳州时，“每旬之二日必领属官下州学视诸生，讲《小学》，为正其义；六日下县学，亦如之”。宋时始置学田，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有207人中举。元虽增社学，但由于统治阶级的种族歧视，仅有1人中举。和两宋相比，几乎停滞。明代，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教育，都是漳州城的鼎盛时期。漳州有“海滨邹鲁”之称，有府学、县学各1所，社学8所。时已有龙江(芝山)书院，再建有霞文书院、养正书院，士子中举103人，武进士21人。清代有府学、县学各1所，社学11所，新建毓德(五经)书院、霞北书院、霞东书院。有30人中进士，5人中武进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办学堂，公私立中、小学堂分别有2所、10所，师范简易科1所。外国教会也相继创办私立小学堂。民国时期改学堂为学校，至解放时，接管有公私立中学7所、小学23所、幼稚园5所及师范和护士学校各1所。解放后，在整顿和改造旧学校的同时，大力发展普通教育，先后增办小学137所、中学4所、中等专业学校4所和初、高等师范学校各1所，基本形成教育体系。1985年市改区后，市区中学划归市属。芗城区对教育体系作了调整，1995年共有幼儿园189所，普通小学107所，中学8所。同时，在工农群众中开展扫除文盲和发展成人教育，扫盲率达到96.7%，农民、职工、干部教育逐步向中、高等教育发展。
　
　远古时期，漳城的先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史前文化。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开始与土著文化交融。秦汉时期，这种融合过程加快了，原始文化逐步被中原文化所代替。经过长期战乱，至唐初，社会较为稳定，封建文化开始在漳州传播。陈元光统治时，认为“其要则在兴庠序”，培养学子，开始有了县籍进士、诗人周匡物。五代时期，政治黑暗，文苑萧条，相反的是佛教大量传入。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净众寺，南唐保大十一年(953年)建法济寺，可见佛事之盛。两宋时，大文人、大学者蔡襄任漳州军事通判，“公余吟咏最多”，留下许多具有浓烈生活气息的诗词；郭祥正也留下许多诗作；大学者、大思想家朱熹对漳州的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抑佛崇儒的做法，培养了许多门徒，其中陈淳是最有成就的门徒之一。王遇、张成大、刘才邵、孙蕃、刘克庄、王朝俊、陈经都是同时代的县籍诗人。两宋时，开始地方志的编纂。元代，“江南二儒”之一的王祎“以文章名世”，林弼“六岁能诗”、“博洽群书，善书，工诗文”，有文词，著文集，蜚声闽浙间。明代，漳州经济繁荣，促进文化发展，比中原毫不逊色。此时文人开始结社，“文则扬葩吐藻，几埒三吴”。有诗社“玄云诗社”，邑人张燮、郑怀魁、蒋孟育、陈翼飞，同被称为“玄云十三子”。张燮较有成就，与蒋孟育、高克正、林茂桂、王志远、郑怀魁、陈翼飞并称漳州七才子。同时，编修地方志，修成嘉靖志和万历志。清初，城区的诗社、文社之风不弱，有“东江文社”，有吟诗论文的“莲社”。中叶，较有成就的有曾习轩、曾虎文和胡君海。这个时期的词、赋、表、记、文都有相当成就，亦有不少作品传世。地方志继续发展，编修了康熙志、乾隆志和光绪志。民国时期，文坛寂静，仅有嘘风学社，会员40多人。许多文人开始向外发展。其中，许地山、杨骚、林语堂成为中国文坛的骁将，是这一时期漳州城文学成就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有一大部分学子转向自然科学研究，许多人卓有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坛活跃，绽开专业与业余两朵文学之花。1952年5月，成立漳州市文联，下设文协、美协、音协、剧协。开展各种活动，培养一批业余作者，出版了《文艺演唱》、《芗江文艺》、《十年文艺创作诗集》、《春蕾》、《芗蕾》、《蓓蕾》、《春鸿》等书籍刊物。“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受到摧残。1978年以后，文艺迎来了春天。1979年以后又恢复文艺活动，出版了《水仙花》刊物，培养出一批文艺新秀。
　
　除诗文创作以外，戏剧、舞蹈、书画、灯谜、摄影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相当的成就。自南宋以来，民间戏剧长盛不衰，每当农闲或迎神赛会，各地农村谷场，争相赛戏，短则三五天，长则达旬月。推动了戏剧的引进与改良，从明至今先后引进和改良八个剧种，而且也写出许多优秀的剧本；特别是保留了古老的曲艺——锦歌；书画自南宋以来，创作不绝，有绝代作品存世，如王朝俊的《千山万壑之洞》，黄玉靓(女)的《九畹图》，书法有唐参军刘镛的咸通碑文，李宓的《修建嘉济庙圣迹碑记》。漳州刺绣自清代起，畅销海内外。还有艺术奇葩漳州木版年画，兴于明，盛于清，可以与天津柳杨清媲美。这里的木偶头、泥偶的雕塑工艺也相当出色。
　
　漳州灯谜自明以来逐渐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一项活动。如今，漳州灯谜已成为联系海内外人士的纽带。
　
　芗城区内具有许多传统性、群众性的体育项目，竞技水平不断提高。从1990年—1996年，共获国际比赛金银铜牌31枚，全国比赛金银铜牌33枚，省级83枚。先后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不少体育人才，体操名将李奕芳、陈美、李仁杰，航模名将余斌，羽毛球运动员郑坚等在国际大赛中都获得好成绩。卫生事业自陈元光入漳带来医官，革除巫医劣俗，中医发展很快，世家林立，名医辈出，历宋、元、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西医传入，中西医开始并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贯彻以防为主，中西结合的方针，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消灭古典型疾病，控制地方病。1958年被评为全国“四无”城市。改革开放以后，医疗技术得到提高，各种疑难杂症和传染病得到控制。拥有各类卫生机构486个。由于体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区内人口平均寿命明显增长，由1953年的53岁增至1990年70岁。全区科学事业蓬勃发展，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743名。1982年—1995年共有76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省(部)、市(地)奖励，其中国家奖2项、省部级奖20项。1995年全区科技贡献率为42%。
　
　芗城区人文荟萃。唐以前，这里远离中原，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蛮荒之地。唐朝，乃为东南边陲。随着漳州的开发，朝廷派遣北方官员入漳施治。这些官员不乏诗人好友赠颂，留下一些不朽的诗文。如郎士元《送陆员外赴漳州》、顾况《酬张九使君》、白居易的《送吕漳州》、柳宗元的《寄漳汀封连四州》，还有曾到此任刺史的张登、徐放、韩泰、欧阳詹、史淮翰等以及县籍第一个进士、诗人周匡物都留下许多诗作。两宋时，王安石、苏轼、蔡襄、王朝俊等也留下许多不朽之作。
　
　至明朝，县籍文人墨士郑怀魁、蒋孟育、陈翼飞、张燮等，把漳州的文化推向一个高度。近现代，祖籍漳城的许地山、杨骚、林语堂是国内外的知名人士。陶铸、郭化若来漳时，也留有感怀诗篇。
　
　千百年来，漳城英才辈出，灿若群星。他们之中有名臣贤宦，也有能工巧匠；有气壮山河的英烈，也有惊天动地的民族英雄。唐时，陈元光开漳，劝农重本，兴庠序，举贤能，其子陈珦，举明经，成为登科第一人。至宋朝，黄彦臣、颜师鲁、朱熹、孙昭先等官员，或刚正不阿，或修正法度，抑制豪强，或赈济灾民，益事于民。明清时，汪凯、谢琏、郑怀魁、陈孟贞、柯应凤、谢亦骥、胡必奇、黄可润等，或不避权势，惩奸激浊，或论时政利弊，平冤狱，宽征输，省徭役，或教化子民，或清正廉洁。此外，近现代史上漳州城做为闽南重镇，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明末清初，郑成功反清复明，收复台湾；清朝中叶，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都把漳州城做为复兴的基地。民国时，漳州城的政治、社会经济经历过激烈的动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烈火越烧越旺，许多共产党员英勇地献出年轻的生命。李金发、王占春、翁泽生、许土淼、庄克、高捷成、柯联魁等烈士功昭日月。
　
　芗城经济的发展，还赖于许多能人，如冶铸能手黄取，巧匠张甫太，丹青、肖像和泥雕能手李明月，公路工程先驱??创始人赵以成，全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戴文赛等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实业家杨天恩、蔡竹禅、陈荣芳、郑萍、陈文通、周廷扬、林杏雨等是漳城现代经济的先驱。正是这些芗城儿女的奋斗不息，推动着芗城的社会进步，生产发展，文化繁荣，家乡兴旺。
　
　九龙江水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古城芗城已经走过千年的历程，创下艰辛的业绩，今天，正在意气风发朝前走。纵观发展的整个历史，社会稳定、政治宽松，经济即朝前发展，反之，则经济破产，人们颠沛流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开辟了发展经济的广阔前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共芗城区委、芗城区人民政府将带领全区人民建设崭新的芗城。芗城将昂首阔步地迈入21世纪。